法律从其产生那天起，就给人们带来了方便、秩序、尊严，当然也包括了有时人们非常满意的公正或者正义。

(14)在个人自由内部，犯罪人的自由与被害人和社会公众的自由也往往此消彼长。①无论是与同时期世界范围内的横向比较，还是与中国历史上的纵向比较，我国刑事政策的研究数量都遥遥领先。

另一方面，新型多样的人体器官犯罪、环境犯罪、网络犯罪等以及其他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对刑法过于期待和依赖，甚至希望刑法更加积极和强硬。秩序与自由并非刑法的新问题，它们一直存在于刑法之中，以刑法功能(13)表现出来。影响刑法功能的因素主要分为两大类，其一是社会需要，其二是国家政治需要。统一、宏观的司法践行既具有刑事立法不具备的优点，司法解释可以软化刑事立法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的桎梏，而紧随社会发展需要做出调整，又能排除具体案件的影响，关注社会的发展需要和刑事司法的趋势，因而更能确保刑事政策司法转化的合理性和准确性。有必要在对转化模式的比较研究下探讨我国刑事政策的转化模式。

因此，不能要求刑法立法一定要面面俱到的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容。对于刑事政策如何合理地影响刑法，不同学者的表述虽然不尽相同，但结论大同小异：刑事政策应当影响刑法，但是，刑事政策不能不受限的随意影响刑法，应当通过刑法的规范原则进行适当的制约。但是法院并没有明确表示这种判决的制度成本思考。

毕竟不论什么时候，任何社会总要面临新的挑战和新的问题。所有这些复杂的法律规则的设想和法律操作，其所带来的成本非常之大，而其所带来的功效则是非常可怜。于是，对具体化的、具体条件下的真正公正的想像、怀念和期待，而非为了一般意义上的公正，更非为了笼统的解决一般问题，才是不断增加法律规定、细化法律内容的并且总是在场的根本动力之一。那么，什么是法律的简约？我们可以注意书中所举的例子。

在我看来，这是《简约法律的力量》一书所提供的最有意义的学术价值以及实践价值之一。假定法律规定，原告总是胜诉，或者，被告总是胜诉，那么，二者都是非常简单的规则，甚至在语言陈述上都是至为精练的，它们可以在任何场合下加以适用。

显而易见，法律制定的复杂，以及自然伴随而来的法律实行的复杂，其必然需要增加立法、司法、执法还有诸如律师的辩法的大量投入。（注：Richard A.Epstein,Simple Rules for a Complex World,p.38.） 其次，我们可以考察第二个角度：小型社群中的规则复杂的显著功能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四 不能否认，对法律的可持续发展提出这样的反思，表明了这本著作的批判立场。作为支持法律不断发展的人们，似乎认为这种正当性的追问极为可能是不成立的。

） 接此，我们也就必将面对一个深层困惑：这样成本支出的正当性是什么，我们怎样证明这是合理的？一方面是信息不完全所造成的重要障碍，另一方面是无法舍弃的真正公正的追求，还有一个方面是这种追求所带来的成本增量耗费，于是我们所面对的是三重的悖论困境。这样，最初可能就已受到伤害的原告，就会发觉起诉是毫无意义的。首先，原告以及以后类似原告的人将不敢行走楼下的道路，从而道路将会废弃。然而，因为查明真凶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附带结果。

雕像例子是书中的一个重要例子。然而，当提出这些反问的时候，当继续锲而不舍地努力追求法律发展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在不知不觉地做着另外一种工作：培育一个庞大的政府机构、培育一个暗中敛财（如果说得严重一些）的法律职业。

夫妻、亲戚、情人、师徒、室友、职员、工友之类的人际关系，正是社会学和人类学时常所说的熟人关系。因为，这种判决，使各个被告在未来必须要谨慎小心自己的行为，尽量不去投掷物品。

复杂法律的观念本身就是在微观的法律部门和微观的法律现象中建构的。否则，就不能解释一般人为什么还要费时费力地去质疑大致公正或者相对公正，而不去直接展开现实蛋糕的阵地战、争夺战，回归社会达尔文主义。虽然美国并不一定面临着程序制度细节公式缺席的困境问题，然而，在其他领域，比如环境保护、社会救济、社区安全等等，美国也面临着同样的困扰，其法制建设同样是乐此不疲的。换言之，不论是转型期的中国法制，还是定型期的美国法制，当今处在其他任何时期任何时代的各国法制，都存在着不断更新换代、填加补丁以完善法律规定的行动谱系。于是，成本首先摊向了颇为得意的法律职业尤其是其中的代理律师阶层。它同样是政治经济学的，然而，却是另外一种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期待（当然这有赖于我们如何理解社会财富分配）。

A的木材，是一个可替换的物品。就这条道路本身来说也不存在公共浪费的问题。

其实，当遇到这类比较蹊跷的案件的时候，法院总会做出一个这种性质的裁判。如果原告胜诉，那么，一个成本就是政府成本（法院调查被告是否有关），同时原告也有自己的成本，也即查明并且举证哪些被告是有关的

人们首先忽视的问题就是这种复杂及其显著功能的内在缘由是怎样的。所有这些复杂的法律规则的设想和法律操作，其所带来的成本非常之大，而其所带来的功效则是非常可怜。

因此，不仅要提出为什么复杂法律的发展可以畅通无阻，而且要在提出这种问题之后运用巧妙的学术战略，通过从一个具体法律问题进入另外一个具体法律问题的方式，去逐步揭示其中的痼疾，展示另外的想像，提出新型的方案。如果原告胜诉，那么，一个成本就是政府成本（法院调查被告是否有关），同时原告也有自己的成本，也即查明并且举证哪些被告是有关的。因为小型，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包括时间距离都是微乎其微的，人们更多时候是在相互熟悉、不断熟悉甚至反复熟悉，人们总的来说是相互了如指掌的。其次，楼上住户将不会在意自己的行为以及其他住户的行为，从而使谊楼区成为危险地带，侵权事故完全可能不断发生，导致各种成本不断出现。

以中国程序法制建设为例。也许，法律可以将双方当事人视为一个依照各自明确的投入比例的共同投资的合伙人。

（注：Richard A.Epstein,Simple Rules for a Complex World,p.44.）今天获得成功的人也许明天就成为了失败者，或者反之，其结果是，对任何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理由去瞻前顾后，斤斤计较，患得患失。（注：参见Richard A.Epstein,SimpleRules for a Complex World,chap.1.） 五 我不认为这种经济学的甚至政治经济学的思路必定是天衣无缝的。

而公正的流产则是裁判结果中的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从底部侵蚀着法律的道德权威，削弱了法律在调整人类行为方面的功效。而且本案的奇妙复杂就在于不知谁为始作俑者。

在成本和激励之间我们看到了较优的平衡。它同样是政治经济学的，然而，却是另外一种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期待（当然这有赖于我们如何理解社会财富分配）。同时，最为重要的是，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又给予了双方以未来的宽松选择想像：A将不太在意出现类似纠纷，B也将不太在意出现类似纠纷，毕竟，不论怎样，其结果都是不错的，成本问题最小化了，行为激励也是正面的。（注：Richard A.Epstein,Simple Rules for a Complex World,p.44.）不仅如此，大型社群的人们还有可能既患不均又患寡，在要求所谓平等的时候尽力要求多一份。

法律从其产生那天起，就给人们带来了方便、秩序、尊严，当然也包括了有时人们非常满意的公正或者正义。（注：Richard A.Epstein,Simple Rules for a Complex World,p.43.）其二，大型社群中的人们总是并不那么熟悉的，他们的行动总是那么瞻前顾后的。

（注：相关情况可以参见圣兵：《高空坠物砸伤人，涉嫌住户同赔偿，侵权人不明可否搞株连》，载《法制日报》2002年3月2日。） 在此，进一步的问题在于所有这些疑问，尤其是第七个疑问，都将可能引导人们仔细考虑案件的各种调查结果，不断地求助于所提交的证据、专家意见、距离测量、相互质证等，（注：关于类似的讨论参见Richard A.Epstein,Simple Rules for a Complex World,p.98.）而且还有以后的细节立法努力。

它尊重了任何一方的善意投入，同时，允许他们各自做出自己的选择，也即在做出补偿和获得补偿、接受物品劳动和放弃物品劳动之间做出选择。概括来说，一个默默的激励机制在起着作用，以确保这些规则在制度上行之有效。